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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面临就业、教育或培训的困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融入劳动力市场。本文采访了几位失业超过一年的年轻人，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
托马斯的生活方式较为内向，除了遛狗，他唯一的例行外出是每周一次的超市购物。他会一次性购买7份1英镑的冷冻餐，有时是味道寡淡的咖喱，有时是色彩鲜艳但甜腻的中式外卖。他坦言，一次购买7份食物让他感到些许尴尬，担心收银员会因此揣测他的生活状态。然而，他表示，这些食物有一半最终都未被食用，因为“连着吃两天后，看着它们就提不起食欲了”。
与本文中其他受访者一样，托马斯已失业一年有余，是英格兰地区8.2万名长期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之一。他居住在沃灵顿，每月依靠311英镑的通用信贷生活。扣除账单和宠物开销后，他每月可支配的金额仅剩约25英镑。托马斯并非不思进取，自16岁起他便开始工作，直到2024年10月失去酒吧经理的职位，生活才陷入停滞。此后，他投递了约2000份简历，但至今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起初，托马斯对求职充满信心。“我到处投简历，从未想过会找不到工作。”他回忆道。然而，除了零星的标准化拒信，他更多时候面对的是石沉大海的沉默。失业不仅影响了他的饮食，也几乎让他停止了社交生活。他不得不拒绝朋友的聚会邀请，理由常常是“多出来的30英镑我真的付不起”，有时甚至谎称需要在家照顾宠物。
失业一年半的时间让他倍感煎熬。“我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他说道，“能出去和人交往，做些事情，不必总是找借口。也能吃点像样的饭菜，偶尔买瓶好喝的果汁，用质量好些的厕纸。这些都是很小的愿望。”
遗憾的是，托马斯的经历并非个例，许多英国年轻人正面临类似的困境。媒体此前已发出警告，当前可能是年轻人求职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上个月，艾伦·米尔本发布的青年与就业报告第一部分，揭示了这场危机的严峻性。报告指出，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处于“NEET”（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状态，若政府不采取行动，到21世纪30年代初，这一数字可能攀升至125万。
与许多NEET青年一样，托马斯认为新冠疫情对他后来的处境产生了显著影响。疫情前，他在求学的同时，还在博尔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担任兼职安保，当时为了符合年龄要求，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在选择A-level课程时，他选择了相对稳妥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学，并取得了ABB的成绩。然而，当他准备申请大学时，英国已进入封锁状态。为了避免在线学习，他选择留在原学院继续攻读健康与社会护理专业。
疫情期间，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前往外地上大学，女友也因此分手。“我们都觉得，这么远的距离根本维持不下去。”他感到自己错过了许多本该属于青春年华的人生体验，“我从来没有机会和朋友出去玩，因为那时候我们连门都不能出。”
疫情甚至影响了他至今的生活。疫情前他正在学车，但课程因疫情被迫中断。“驾校教练后来死于新冠。”如今，他无力承担学车费用，而许多工作又要求持有驾照。
后来，托马斯发现朋友们大多已在外地上大学并融入了新生活。他因此离开了家乡大曼彻斯特的博尔顿，搬到了沃灵顿，并在一家酒吧找到工作，重新找回了社交生活。他加入了当地的台球和飞镖队，尽管比队友们年轻20岁，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在酒吧与人打交道。“在酒吧工作前，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点酒。我站到吧台后面观察别人，才学会了。”
除了酒吧，他还曾在药品仓库工作，负责为自动分拣机器补充物料，机器会按订单将药品传送到传送带上。“我原本想找一份动手操作的工作，但那里连音乐都不让放，整天就是机器和我。”他当时每月收入约2500英镑。“年轻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理财。18岁时没机会出去玩，后来一有钱就疯狂消费，最后全花光了。”
他在仓库工作了约一年半，之后转到一家行政部门。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份工作过于枯燥，“下午2点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只能干等。”六个月后，他辞职去了博彩店，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他形容那里是“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他曾目睹一位父亲在淋雨的妻子和孩子面前下注300英镑，这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快把我耗死了”。
后来，他找到一份提供住宿的酒吧经理工作。然而，一年半后酒吧被出售，刚过完23岁生日的托马斯再次失业。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目前，他与伴侣和姐姐同住。他的姐姐虽然拥有英国文学一等学位，求职过程同样不顺。除了在酒吧零星打工，她只能为一家美国公司做AI提示词校对的自由职业，并且需要“凌晨3点起床”才能抢到工作。
托马斯通常上午10点左右起床，完成遛狗喂狗后，便开始“在网上刷招聘信息”。他感觉“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他也尝试过最传统的方式，带着简历挨家挨户询问镇上的酒吧和餐馆，但依旧没有结果。他还经历过一些令人尴尬的线上申请，例如应聘零售岗位时，需要对着摄像头即兴演讲5分钟并录制下来。
上个月，他特意穿上正装参加了一场在足球场举行的招聘会，希望能给雇主留下好印象。然而，现场只有一排无人值守的展位，上面贴着二维码。“我站在那里一个个扫码，觉得太荒唐了。”
尽管求职过程枯燥且令人沮丧，他仍在坚持投递简历，通常每两周会投递约50份。他的一位朋友参军了，如果“真出了什么大事，而我又急需一大笔钱”，托马斯也会考虑这条路，尽管家人一直劝他不要去。至于社会应该为他们这一代人做些什么，他认为政府至少应该“真正照顾年轻人一次”。尽管他“并不特别认同任何政党”，但他觉得“似乎只有绿党和英国改革党提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政策”。
南威尔士大学欧洲青年政策教授霍华德·威廉姆森（Howard Williamson）认为，托马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72岁了。我们实际上是在对年轻人说‘你们得拼命工作，养活我，再给我那份有三重保障的养老金买单。’”他指出，如今的年轻人面临多重危机，世界变化迅速，他们既担心生活成本，也担忧全球冲突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同时，AI可能导致大量岗位消失。紧缩政策则削弱了综合性青年服务项目，而这些项目过去常常是年轻人，尤其是弱势背景的年轻人走向稳定生活和就业的起点。
威廉姆森建议，英国需要为年轻人推出一套“新政”，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市场，提供充足且多样的机会。“你一方面要把手搭在他们肩上，另一方面也得推他们一把，把他们带进有足够选择的培训项目。”他强调，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拥有选择权。“如果把他们硬塞进不愿意做的事情里，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在系统视线之外。”然而，他也承认，这需要投入“极其庞大”的资金。
威廉姆森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些投出数百份简历却毫无结果的年轻人为何会日益消沉。“真正一直坚持的人，心理健康可能反而受伤最深，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被现实迎面打回来。后来，他们会开始说：‘我不在乎了。’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他认为，教育系统必须让年轻人变得更灵活、更善于适应，像“变色龙”一样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必定是雇主争抢的对象。然而，对于24岁的汉娜来说，牛津大学的语言学位并未让她在求职市场上占据优势。汉娜回忆，她的母亲在牛津长大，曾听闻“招聘人员会在学院里转悠”，主动发掘有潜力的学生。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自2024年夏天毕业以来，汉娜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原以为不会这么难。我从这门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却一份工作都找不到。这个落差确实有点大。”
汉娜一路从公立学校升学，并依靠助学金进入牛津。大一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但大二起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朋友看电影，并在当地学校做志愿者。她还曾在欧洲生活一年，提升语言能力，并首次以英语教师身份获得报酬。然而，自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收到过薪水。“凡是可能妨碍我获得有偿工作经验的现实因素，几乎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
毕业后，汉娜回到了新森林地区的家乡。起初，她将此视为从三年“高强度学习”中短暂休息，直到2024年底才开始认真求职。她原本希望进入公务员体系，于是先申请公共服务岗位；在长时间没有结果后，她开始“申请任何自己能做的工作”。
她曾有一次非常接近成功。伦敦一家研究机构招聘，最后只剩下她和另一位候选人。整个招聘流程持续了“好几个月”。“我真的对这份工作抱了很大希望，因为它和我的技能非常匹配。”然而，最终该职位被一位比她多15年经验的人获得。“这根本没法竞争。”
无论是坚持理想还是降低标准，汉娜的求职之路都充满挑战。她记得有人建议她申请一家玩具店的工作，岗位要求“整天爬梯子、从货架上拿玩具”。之后，她被要求参加小组任务，申请人需要完成一张写满破冰问题的宾果卡，例如“谁去过最远的地方度假”，随后还要一起搭乐高模型。“我们又不是以后要一起生活，根本没必要先互相了解。”
汉娜毕业后回到了新森林地区的村庄。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人很少，20多岁的年轻人只有她和同样失业的哥哥。她平时在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为家庭和老年人组织活动，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比她年长。尽管大家同情她的处境，却很难真正理解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艰难。“有人甚至问我：‘你不能直接给政府写封信，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吗？’”
她会在网上与朋友联系，但很难在线下见到同龄人。她希望能学会开车，去最近的城市结识新朋友，但连考驾照的钱都拿不出来。
“我原本以为，毕业后只会在家待一小段时间，然后去伦敦工作。我就想要这个，因为那里看起来才有人、才有生活。”如今，她只感到被困住了。“以前我完全独立，一个人生活，什么都能自己做，我很喜欢那样的日子。我以为毕业后会继续独立，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结果现在，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看着一个岗位下面有1000个人同时点‘申请’。”
汉娜每月领取316英镑通用信贷。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被困住了。”她说。她仍在不断投递简历，但AI的快速发展让她更加不安。“技术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这种变化已经很明显。现在超市里几乎全是自助结账。我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等我们找工作时，会出现数百万个当时还想象不到的新岗位。”她反问道：“那些岗位到底在哪里？”
今年4月，英国前首相、现任微软和Anthropic公司顾问的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表示，AI正在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也发出了类似警告，称一场AI“海啸”即将到来。求职网站Adzuna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自ChatGPT于2022年11月上线以来，英国新增的入门级岗位数量已减少近三分之一。
保罗·克拉普（Paul Clapp）坦承，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他是德文郡南部数字营销机构Priority Pixels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过去，公司每年会招收一到两名学徒；但在18个月前开始使用AI后，便停止了招聘。随着公司对AI技术的掌握，克拉普表示，他们再也没有招过学徒。“AI不会消失。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会改变世界。”
公司最常使用的是Anthropic旗下的Claude，克拉普称，Claude已经接手了过去由学徒完成的“所有无聊、费时间的工作”。“他们当然会觉得这些任务枯燥，但这恰恰是新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刚入行时，你得从基础做起，而基础往往就是这些无聊的活。”
在他看来，AI不会取代已经拥有经验的专家。“它很强，但还不是替代品。”不过，他也承认，AI可能会让下一代连进入行业的机会都失去。
企业不招年轻人，也不完全是为了削减成本或追求利润。随着雇主国民保险缴费和最低工资的上涨，“招聘学徒的激励越来越弱，弱到最后你会想，还有必要吗？”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自相关政策于2025年4月生效以来，企业雇用一名入门级员工的实际成本上涨了约7%。克拉普回忆，他过去招收的学徒中，大约一半“表现非常出色”，也“确实珍惜这次机会”；但另一半的投入，并未达到他的预期。
“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找到真正有动力的人。我不想每年花2.5万英镑，雇一个无法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
他对不少求职申请也颇有微词。“很多人拿着同一份简历海投，连自己申请的是什么岗位都没认真看。”他说，“我确实认为，这也是问题之一。”他还认为，教育系统没有将年轻人培养成当前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至少在他的行业是这样。“我们附近有两所学院，却从来没开过网页开发学徒课程，我很震惊。”
在彼得伯勒，20岁的大卫·金凯德（David Kinkaid）离开学院已近一年。他在校期间完成了一门涵盖商业、IT和媒体的BTEC课程。除了在超市有过两周的工作体验，他从未获得过有薪工作，尽管自16岁起他就开始寻找。
“实习结束时，我很难过，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现在，他希望找到一份IT领域的入门岗位，每月投递40到50份简历，但很少收到回复。“真的很压抑，也很消耗人。”他说道。
他的母亲埃尔（Elle）回忆，几十年前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拿着简历走进一家店，很快就能找到工作。”如今，这种主动已然无效。“每个人总得有个起点，可年轻人现在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她说。大卫也提到，他的部分大学毕业的朋友，已经投递了“100到200份简历，仍然什么都没找到”。
米尔本在报告中批评了那些针对年轻人的刻板印象，称其中一些说法“相当残酷”。埃尔也常从同龄人口中听到类似观点。“有人会说：‘我25岁的时候，已经住进四居室的房子了。’我就会反问‘可你当时买这套房花了多少钱？’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她说，“他已经很努力地找工作了，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机会实在太少。”
埃尔并不急于让大卫搬出去，但她希望儿子能尽快进入职场，因为这对大卫本人也有好处。“社交对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工作也许能让他更愿意与人接触。”大卫也认同这一点：“那样我会更独立，也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成为NEET青年，意味着一步步被推向社会边缘。上个月，多家慈善机构发出警告，失业或失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住房不稳定，甚至无家可归。由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售卖的杂志《大志》显示，自2022年以来，18至24岁的售卖者增加了60%，从449人增至720人。
在伦敦东部，一片时髦的高档酒吧和彩色精品店之间，有一家名为Sohaila的餐厅。这家位于肖尔迪奇中心、主打中东小盘菜的餐厅，为住在临时住所的伦敦人提供工作体验，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并为稳定住房做准备。“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开始松动。”Sohaila背后的慈善机构Fat Macy’s董事总经理瑞安·麦基尔南（Ryan McKiernan）说，“日常开支付不起，住处也保不住，最后很容易走到无家可归那一步。”
麦基尔南介绍，这家面向所有年龄群体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近期发现前来求助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我认为，这与NEET青年人数上升的大趋势有关。”他说。参与者首先在Sohaila接受由